过去的6月，当家乐福中国将80%的股份交到苏宁易购董事长张近东手中时，上海的南京路上，历经沧桑的永安百货静静地度过了它100岁的生日，正闭店改造。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同样从事百货业的沃尔顿家族刚刚晋升为全球最富有家族。少有人知道，74年前，当年轻的沃尔玛百货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向岳父借钱开办小店时，中国南京路上“四大百货”正经历时代巨变，它们曾掀起过一场中国百货商业史的革命。
是这些前世今生的更迭故事，让人相信百货业的四季轮回中，终归还有春天。
被香山“猪仔”改变的皇后大道中
故事也许可以从广东香山人梁坤和说起。鸦片战争后，大批中国人被卖到国外做苦力，1849年，16岁的梁坤和就被当作“猪仔”卖到了澳洲。
与大多数“猪仔”相比，梁坤和幸运熬过了三年契约期并偿清欠款，继而租赁土地种植香蕉，积极向澳洲南部大城市拓展市场。
与此同时，在梁坤和的故乡，一个叫马应彪的孩子开始了拾粪养家的生活，他的父亲在“卖猪仔”的过程中下落不明。
10年后，20岁的马应彪也踏上了漂往澳洲的船。起先，他在同乡介绍下去悉尼附近一个农场帮工种菜，后来看到经营水果赚的钱多，就开设了一家“永生果栏”，因为懂英语又讲信誉，很快成了悉尼小有名气的商人。
更多香山同胞踏上了这片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土地，其中包括一个叫郭乐的16岁小同乡。刚来澳洲时，他就在马应彪所经营的水果摊帮忙，几年后，郭乐决定另立门户，召唤家乡的另外5位兄弟前来一起开“永安果栏”，其中就有15岁去美国檀香山闯荡的弟弟郭泉。
据说，郭泉很不安分，在美国一年就换一份活计，但在同乡人眼里，不安分的人才能有较大的出息。
很快，郭家兄弟与马应彪又联合开设了一间“永泰果栏”。永生、永安、永泰3家水果店垄断了悉尼所有的香蕉生意，一年能赚4万英镑，“足以买下整条唐人街”。
1892年，马应彪创办永泰昌金山庄，并在香港开设分号，为来往华人提供出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服务。往来香港和澳洲之间，马应彪深切地体会到当时中国百货零售业有多落后：悉尼乔治街有一家“Anthony Horden & Sons”大商店，人们可以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香港除了一家面向富人的连卡佛称霸多年，普通的华人店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一间门面，几个伙计，零星商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马应彪判断，假如能将澳洲百货公司的经营方法带回国内，一定能获厚利。
就在马应彪四处筹集资金的时候，1898年，香蕉商人梁坤和回到石岐故里，将18岁的李敏周带到澳洲。和当年的马应彪一样，这个在农场里一天挑水六七十担的少年并未预知到，自己即将迎来波澜壮阔的命运。
1899年，马应彪凑足2.5万港币资金，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买得一个铺位，开设了先施百货公司。公司的原始股东均为澳洲华侨，无一来自零售业，却从此掀起了中国百货业的变革。
“先施”的名字取自四书《中庸》篇，“先”以诚实“施”诸人。他借鉴西方百货公司的经营方法，讲究店面布置，开店资金中2万港币用来装修，剩下的5000港币精打细算进货。
由于门面漂亮，环境幽雅，先施很快在香港打开了局面。马应彪一鼓作气，又将先施百货开到广州，聘请同乡黄焕南为总司理。
7年后的春天，郭泉在香港茶铺拜会马应彪。面对这位多年前在澳洲就认识的晚辈，马应彪心中有数，拜码头的对方也想做百货生意，他选择了默许。
1907年8月，郭家兄弟的永安百货在离先施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开幕。聪明的郭泉避开了恶性竞争的嫌疑，从商品花色到商标，都与先施有所区别，同一类商品则与先施标价相同。
受邀逛完永安百货的马应彪如释重负：作为一个先行者，我的目光可以投向万商云集的上海了。
“明不争暗斗”
在他们的故乡香山，历来有“一流人去上海，二流人去南洋，三流人去香港，末流人留香山”的说法。跟日渐衰落的广州相比，务实求新的广东商人断定上海将发展成远东第一港口。
马应彪第一步是派黄焕南去租界考察选址。黄焕南的方法独具一格：让人蹲守在繁华地段的各个路口，每经过一个行人就往坛子里放一粒豆。
根据数豆子的结果，先施选址在南京路日升楼地段，几年后，接踵而至的百货公司均建于此，南京路一举成为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
1917年，马应彪挂出“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的广告，1万多种商品均明码标价，耗资200万的五层钢筋水泥的先施百货震动整个上海滩。在先施推出的中国第一批女店员的新鲜感刺激下，南京路拥堵不堪。
开业当日，先施百货附设的屋顶戏院、东亚旅馆和豪华餐厅舞厅也同时开张，上至中西大餐，下至杂耍、京戏、魔术，应有尽有，甚至有人一住数日而不归。先施的诸多首创在世界范围内都颇为难得。
在先施之前，上海已有惠罗、福利等4家英国大型百货公司，但即使在西方，也从未有人将百货公司做成多功能商业综合体，这一超前理念到今天仍未过时。
一年之后，郭氏兄弟的永安百货数完豆子又在先施对面开张：摒弃了先施茶室在外、商场在内的格局，空出沿街面橱窗用来陈列商品，并首次采用日光灯照明；在商场最显眼的位置，用霓虹灯打上“顾客永远是对的”。
对面有先施乐园，我就设永安剧场；对面有东亚饭店，我就建房间多上一间的大东旅社……不仅如此，永安还建造了上海最早的大东跳舞场与永安跑冰场，甚至在商场内举办大型时装表演，推出销售金笔的“永安明星”——康克令小姐。有“末代名媛”之称的章含之，生母谈雪卿即为当年名噪一时的“康克令西施”。
跟先施不同的是，永安直接派人赴英美等国采办货物，售价虽贵，却击中了名流们彰显身份的欲望。很快，永安营业额超越先施。
与此同时，先施内部正谋划一场出走。由于广州先施、上海先施的财务都受香港总部节制，效益大大高于香港的上海先施监督黄焕南、经理刘锡基日益不满，决定另起炉灶。
黄焕南和刘锡基拉到的第一个股东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始人简照南，但条件尚未谈妥，简突然病故。恰逢澳洲华侨李敏周归国，这位当年在梁坤和农场挑水的打工小子娶了东家的女儿梁绮文，在澳洲起家，但发妻在归国后不幸病逝，续弦便是黄焕南的外甥女。当李敏周委托黄焕南为其在先施公司安排一份工作时，黄焕南的答复是：不如开一间吧。
1926年1月，募股300万港币的新新百货在南京路开业。“新新”取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公司也处处求新：首创夏季冷气开放的先例，成为第一家装空调的百货商店；7楼西餐厅聘请法国名厨，而6楼的“玻璃电台”则紧紧攫住上海人的好奇心：电台四周都是玻璃墙，顾客可以一边购物一边观看播音和演出的实况。
同时，新新一改先施和永安主营外国货的做法，打出倡用国货旗号，很快，南京路上三足鼎立。
但不幸也接踵而至，先是刘锡基积劳成疾病逝，李敏周接任总经理。几年后一个2月的傍晚，在公司旅社的一个房间内，李敏周被借酒行凶的公司警卫头目周占元枪杀，弥留之前，这位正值鼎盛之年的商人哀叹：“我一生为人谨慎，从未做过任何亏心事，何以今日竟遭人杀害，莫非我命生来如此。”
李敏周死后，侄儿李泽接替总经理之职，仍将新新公司业务扩大。但竞争者已经悄然而至。
1936年1月，斥资600万港币的大新百货在南京路开业，楼高10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位居上海百货业之首，创办人是曾在先施蛰伏10年的股东蔡兴的弟弟蔡昌。
面对咄咄逼人的后来者，先施、永安、新新联手通知国货厂商，以停止采购为威胁，禁止它们向大新供货，并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试图绞杀这位新生的小弟。
面对排挤，以性格暴躁著称的蔡昌沉稳应对，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避开锋芒，又别出心裁在地下一层开辟面向普通大众的廉价商场。
一时间，三面环绕18扇大橱窗的大新人流如织，上海市民扶老携幼前来体验亚洲首创的奥的斯轮带式自动扶梯，连作家白先勇也忍不住在文章里回忆，“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自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艺场的天台十六景。”至此，南京路上“百货四子”格局落定。
命途多舛的“金枝玉叶”
作家陈丹燕曾经写过一本书，将永安百货郭家四小姐郭婉莹称之为“上海的金枝玉叶”，这位著名的美人毕业于上海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校友。
事实上，“金枝玉叶”最早是用来指代王公贵族，而在19世纪初的上海，这个词完全可以用来形容灼灼其华的百货新贵们。
四大百货一手缔造了南京路这条驰名中外的商业街，从一条铺满石子的跑马小道，变身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令人惊异的是，即使同处一条道路，商场上白刃相见，四大百货却能竞争中互相帮衬，比如，永安和先施的礼券可以通用。这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想象。
商战之外，四个来自广东香山的同乡家族默契遵循着粤商传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价格同盟，彼此带旺生意，杜绝恶性竞争。永安和先施两家更是亲密，从不互挖墙脚，也绝不聘用对方辞退或辞职欲转投的人。
多年以后，郭家第三代掌门人郭志权回忆：“由祖父至我们这一代，都秉承对伙计、对客人都不尖酸刻薄的传统，基于互利，进行交易和合作。”
不仅如此，四大家族还以通婚的方式互相渗透，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1928年，郭家第二代继承人郭棣活与马应彪女儿马锦超结婚。
四大家族中，马应彪用人不求唯亲，公司高管中属于马氏家族的人很少；蔡昌育有子女各二，时年尚幼；李敏周英年早逝；唯有兄弟最多的郭家最为注重接班人的培养。
早在筹备阶段，郭家就从二代子弟中选出郭棣活、郭植芳、郭琳褒、郭棣超等出国学习纺织印染各专科技术，为家族工业永安纱厂的接班做准备，其中以郭泉长子郭琳爽和四弟郭葵之子郭棣活为佼佼者。
郭琳爽原本就读于岭南大学农学系，在郭乐劝说下改学商业，毕业后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商情，并在进入永安公司7年后担任总经理。
郭棣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的纺织学院后，进入永安纱厂，不久后升任副经理，兄弟俩一个接管商业，一个接管工业，均有多样创举，远胜前人。
但命运的幽灵早已徘徊在繁花似锦的南京路口。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永安百货的营业额就逐渐萎缩，永安纱厂也因为资金短缺，被迫向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借款，宋开出的担保条件十分苛刻，永安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此后，四大百货公司的命运就如海中巨轮，在时代的飓风下，随波沉浮。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每天都有几百架日军飞机呼啸而过，扔下上千枚炸弹，先施与永安损失惨重；“孤岛”时期，大批外省豪门、地主逃进租界寻求避难，一时间人口激增，商业畸形繁荣，四大百货迎来了短暂的兴旺，但紧随其后的美货倾销和通货膨胀就将它们彻底拖入水中。
中产阶级纷纷逃离上海。在战火和封锁下，四大百货难以为继。1936年，马应彪辞去先施百货公司“总监督”之职，退休养老，9年后在香港病逝，仅有一个儿子继任为香港先施公司的经理。
新新百货的李泽为了公司发展，投靠在汪精卫政府保护伞之下，并聘请日本军人到新新公司担任经济顾问，最终在1935年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1947年，蔡昌携全家定居香港，逐步将资金抽回，最后上海大新只剩空壳一具。到1948年11月，郭棣活写信给在香港的伯父，发出哀叹：“瞻望前途，殊无把握。”
郭氏家族大部分搬离上海，在解放军收复上海的隆隆炮声中，不舍祖业的郭琳爽和郭棣活致信远在美国的郭乐，阐明两人“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1949年5月，永安百货大楼里的绮云阁升起了上海第一面红旗。
1955年，永安成为第一家公私合营的百货公司，艰难适应改天换地后的新时代；先施歇业，原先施公司的东亚旅馆和东亚中西大酒楼合二为一，取名为“东亚饭店”。新新公司同样人去楼空，底层被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旧址改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属于个人的命运也接踵而至：1958年，郭婉莹的丈夫死于监狱，曾经的“金枝玉叶”负担着丈夫欠下的14万欠款，被下放到了农场，挖塘泥、养鸭子、扫厕所。
1966年，仍旧担任永安公司总经理的郭琳爽被赶出淮海中路的花园洋房，住进汽车间，在永安百货4楼，一个名为“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轰然开幕。8年后，郭琳爽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而郭棣活在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副省长之后，于1986年病逝于广州。
如今，四大百货家族的后人散落天涯。在上海的百货产业经受重创之后，先施、永安、大新都将重心移回香港，继续经营。
1980年代，郭琳爽的第9个儿子郭志楷多次回沪投资设厂，并出资完成恢复永安原貌改建。1993年，香港先施公司在上海滩重开旧店时，第三代掌门人马景煊不止一次去仰望现在的上海时装公司大楼，它依然是南京路上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但无论是哪家的继承者，都已再难重现当年四大百货的盛世。
只有郭家四小姐婉莹，这位最困难时还坚持用铝锅蒸蛋糕才不至于失礼的贵族小姐，这位在肯尼迪遗孀杰奎琳问起她劳改情况时回答“劳动有利于保持体形，不在那时急剧发胖”的优雅女子，将家族给予的气质活成了一段传奇。
改革开放之后，她被调入一家职工业余大学教英文，一直到她1998年去世。“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上海的金枝玉叶——郭家四小姐婉莹金枝玉叶不败。”这是亲友在她的葬礼上送的挽联。
“有忍有仁，花开花落”同样是那段璀璨时代的写照，但不败的念想，仍旧存在于百货家族后人心中。
（本文来自《南方航空》）
